不少人都曾经热爱自己的工作，但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失望了、懈怠了、厌倦了，被工作逼成了一条“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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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差不多是条咸鱼了”——工作群出现频率最高的表情包之一｜pixabay

说意外也不意外，根据盖洛普2018年发布的《全球理想工作报告》，拥有“理想工作”（做自己想做的事，对工作有使命感、有高度的投入和热情）的人在中国只有2%，在亚洲国家中排第15位，低于亚洲平均水平。

可说不意外吧，在用娱乐消解一切的当下正儿八经地追求“意义”又显得有些奇特。我们找到了五位朋友——有让角色从纸片变成纸片人的游戏开发策划，有在通讯巨头朝七晚十写产品说明书的白领，有在互联网大厂“浪费生命”、愤而辞职的“厂妹”，还有国企的水利工程师、中缅贸易的项目管理经理——聊聊工作为什么令他们如此痛苦。

工作就是浪费生命

2019年四月，李歌从一家996的互联网大厂离职。

“其实，入职的第一天我就受不了了，” 李歌告诉果壳，“我们那个项目很不成熟，我那天进去的时候一团糟，我要什么没什么，还要我去开展工作，可我要跟谁对接、跟谁拿物料，问谁谁都不知道。”

李歌所在的项目类似一个内容分发平台。由于分管项目的副总裁很崇尚加班文化，李歌每天要在公司待12个小时。她这么描述自己在前东家一整天的日常工作：早上9点到工位上开始摸鱼，摸到中午11点半吃饭，下午1点半开始工作，直到9点。不是因为工作太多需要加班，而是因为晚上9点总监会来工位上看一下人都走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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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歌说，她排斥的不是加班，而是无意义的加班。“做内容推荐还是手动推荐，一个互联网公司连算法都没有。领导层都不懂业务，就招一批打了鸡血的应届生来整天假装加班。这群人干不成事儿。”

正经的业务干不好不说，管理流程还又冗长又恼人。李歌所在的公司，不管提的方案有多小，PPT是一定要做的，还要做得特别精美。李歌回忆，有的同事天天在做PPT，从她入职做到她离职。

还有令无数上班族挠头的周会。原来是在周五，所幸李歌入职后改到了周一。“晚上7点开到10点，每个组轮流上去讲周报，然后其他组再提问题，又没什么好讲的。每个组为了表现得自己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一样，讲一堆乱七八糟有的没的，完全是浪费时间”。

李歌提供的微信群截图：原本热闹的同事吐槽群，如今一个接一个地离职，只剩一个在职同事

每天一想到要在公司待12小时，还干不成任何事儿，李歌就觉得肚子里有一股怨气往上升，慢慢侵占她的整个身体，令她一坐到工位上，就有掉眼泪的冲动。

只坚持了三个月，李歌就选择了离职。

工作既充实又无趣

毕业两年的刘丽丽在一家通讯大厂工作。她的工作很饱和，怎么做都做不完。可她同样觉得，“工作没有意思”。

丽丽的工作是给新产品写说明书。买电子产品时附赠的小册子里面的文字、图片，展柜里、网页上的资料等等，都在丽丽的工作范围内。还有给渠道方的像论文一样的产品说明手册，说明技术升级的细节，也是丽丽所在的部门负责的。

丽丽的岗位，既要对产品硬件技术有所了解，又要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可似乎两边都要沾的结果是，两边都不精。对复杂的技术细节不够了解，被前辈指责不够专业，做出来的成果得不到认可，都让她很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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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丽也不清楚自己到底需要对技术了解到什么程度才足够完成她的工作任务，很多东西都需要她自己一点点揣摩。至于写出来的产品说明，丽丽常常问自己，“到底有多少人在看我写的这个东西，这些真的很重要吗？”

更别提过长的工作时间了。正常是朝8晚9，算上通勤时间是朝7晚10，也就是说只有睡前的那一两个小时是她自己的时间，玩玩手机也就过去了。

不过丽丽觉得，跟其他在互联网公司经常通宵熬夜的同学比起来，自己的996还算“规律了”。规律得让她想到了高中的岁月：每天按时上下课/班，有做不完的卷子/工作。

丽丽提供的自己拍摄的公司照片，周三晚上十一点灯火通明的工作楼

丽丽也不明白，明明自己的家境还算宽裕，为什么要受工作的苦。跟爸妈吐槽工作辛苦，得到的回答无非就是“哪个工作不辛苦？大家都不容易”。跟爸妈说想换工作，爸爸告诉她，现在经济不好，就业形势不好，不要贸然辞职。朋友也说，你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还要想些有的没的，好好干不就完了吗？

丽丽的工作在绝大多数人看来，都是一等一的好工作。可好工作和理想的工作，似乎并不能画等号。

丽丽常常想，如果是自己喜欢的有意义的工作，“只赚现在的一半都可以接受”。

对意义感的渴求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认为，人天生是懒惰的，总是尽可能舒适地生活着，只会为了报酬而工作。可在我们关于工作的对谈中，“意义”出现的频率远高于“薪资”，“工作只是为了钱”也被当成自嘲的无奈说辞。也许我们并不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完全是由金钱所驱动。

人为什么对“意义感”这种东西如此渴求？在很多学者看来，这也许是与生俱来的。美国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对意义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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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厄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试图用“焦虑缓冲”的理论来解释人类对于意义的渴求。他指出，人类深知死亡的必然性并且恐惧死亡，意识到自己并不比自然界中的一棵树或者一棵草更有价值。为了缓解这些恐惧和焦虑，人类用自己高度发达的认知能力赋予现实存在的一切以意义——能够超自然并且象征性的超越死亡。

就像马克思·韦伯说的那样，“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人们用“意义”这个工具让自己获得自尊，感到自己是这个世界中的重要的一份子，比纯粹的自然物质更有价值。

所以，当人们失去了意义感，就会不知所措。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许多人初入职场时都曾满怀抱负，“擅自”赋予工作或壮丽或多彩的意义。但工作几年后便发现，真实的工作想象中的工作相去甚远，而自己的抱负大多无法实现。

有人接受失去意义感后的不知所措，说服自己不再对工作抱以期望。

金先生在一家国企从事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至今已经五年了。国企上班时间十分规律，每周五天，每天8:00-17:30。每周一到两天去工程现场巡视，发现问题就通知运行维护队伍来处理；值班的时候除了每个小时复核一次水情数据，基本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是被迫摸鱼重灾区；还有一些零碎的工作比如处理文件，参加会议，接待领导来检查等等。

金先生提供的工作现场照片

金先生说自己刚毕业时曾经很热爱工作，他曾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待了两年半，全程参与了一个水利项目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项目所在的县城很落后，条件很艰苦，可金先生觉得能参与这个项目，是他的幸运，“每天都能看到变化，好像种了一棵树，从小树苗慢慢长成大树。”

可是，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渐渐地，金先生发觉工作没有什么可以发挥创造力的空间，日常都被琐碎的任务占据了，“成就感现在已经越来越淡，毕竟个人影响实在有限。说实话，现在的工作有我没我都一样。” 他直言，工作就只是谋生而已，与热爱和理想无关。

但金先生说他依然会兢兢业业的把份内的工作干好，拿出的活儿要对得起自己，“只是这跟我的热爱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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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还在矛盾挣扎。

92年出生的李雷做的是海外项目管理工作，常年在中缅两国来回奔波。对社会学出身的李雷来说，陌生的文化环境实在太有诱惑力，他直言“根本不想待在办公室做那些无聊的文件”。

但现实却是，“办公室无聊的文件”是必须的。跟政府部门的申报材料重复性明明很高，可每次老板都要求他重新做，李雷觉得这种重复性的工作完全没有必要。老板还会临时布置一些额外的工作，比如说让他做英文文献的翻译，这种跟本身工作内容毫不相关的事情会让他萌生辞职的想法。

李雷提供的在缅甸工作时的照片，确实看起来很有吸引力

更让他苦恼的是自己的价值观与公司的冲突。社会学的背景让李雷在进入缅甸当地时首先观察到的是当地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结构，但工作的原因，让他不得不以经济的角度去考察，带有更强的功利的心态。这与他最初选择这份工作的初衷产生了偏差，常常让他感到很矛盾。

工作从来都是痛苦的吗？

工作不饱和浪费生命，工作饱和枯燥无味，从事理想的工作却只看到了理想的破灭。

“工作只是谋生，跟热爱无关”，“哪个工作不辛苦？”——似乎我们默认了，工作从来都不是令人享受的事。

但人类学家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有些经济人类学家认为，现代人工作的苦痛源于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而农业革命之后至今的这段时间只占了人类历史上很小的一部分。

在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看来，农业革命之前的狩猎采集者们工作要比我们快乐得多。他们每天只需劳动3-5个小时，偶尔打个猎填饱肚子，其余时间摘摘果子谈谈恋爱，好不悠闲。

但在农业革命以后，人们劳动的时间延长了也更辛苦了，饮食越来越单一，身材也越来越矮小。不过，农民们好歹还看得见自己的劳动成果，能感受到自己劳动的价值。

到了十八、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到来强化了工作的无意义感——曾经在田间劳作的农民来到城市，成为机器的操作者和维护者。比方说面包厂的工人们，他们终日在面包生产流水线上，只负责其中的一个步骤，并看不见客人买到面包后的喜悦。

在这些单调重复的工作中，人性被抹去了，人被异化成了机器上的零件，看不见工作带来的最终效果，更不容易感受工作的意义和自身的价值。

而到了信息时代，工作的无意义感和无价值感并没有降低或者消失，反而在白领阶层、办公室一族或者所谓的“知识工作者”中十分普遍。

在社会学家看来，“知识行业”的崛起只是把枯燥工作的媒介从重型机械变成了数字技术——人们从流水线上的工人变成了每天处理“无聊的文件”、ppt、excel、例会、周会的上班族。

每天要处理各项杂事的当代上班族 | businesshealthy.org

本质还是零件。

因此，一百个人中，只有两个人能找到理想的工作，也就不难理解了。

幸运的少数

我们的最后一位采访对象属于“幸运的少数”，——最接近盖洛普调查中2%的拥有“理想工作”的人。

F酱喜欢游戏，她当前以及上一份工作都是在游戏公司。游戏的玩法、功能、操作流程，包括游戏的角色设定、剧情、对话等等这些文字内容都是她要负责的。

F酱说，自己是真的喜欢游戏。她这么描述自己工作日的一天：早上醒来睁开眼睛打手游，吃早饭，一直到工位上都挂着手游，然后看一下业界信息，有活干活，没活就一直刷。到晚上睡觉闭上眼，她一整天的生活都围绕着游戏。她几乎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分开。

国内手游的质量堪忧，业界对抄袭的容忍度之高、对氪金玩家的过度依赖，都令F酱不爽。不过，她可以接受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就算做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至少我能享受这个过程”。

“糖果工人”——F酱认为这张图十分符合她的工作状态| Swizzels Matlow

而且，她觉得做出来的游戏再烂，也是自己的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F酱曾经在地铁上看到别人玩自己开发的游戏，“爽了好几天”。

F酱的公司其实是典型的互联网996模式，但是她觉得，上班也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谈不上辛苦，“上班就感觉像没有在上班，对不对？”

其实她也觉得没有996的必要，因为根本没有这么多活要干，除了新游戏上线之前的最后阶段是必须要加班，平时就三四个小时的活，其他时间都在疯狂摸鱼。“但是领导觉得应该要996，整个行业是这样，所以我们也要这样。而且我们上下班要打卡，不到九点半根本没有人走，没办法，必须在工位上呆满12个小时”。

F酱提供的滴滴打车报销截图，打车时间大多在深夜。苦中作乐的F酱在朋友圈写道：ACG宅入了游戏业，最火的moba游戏没白金，最热的吃鸡游戏没白金，最想玩的ps4游戏没白金，但因为加班打车，滴滴出行白金了(ㅍ_ㅍ)…”

F酱不后悔选择了这个行业，并且在考虑未来的职业规划时也没有想过要转行。她说：“我至少要做出一款我自己能认同的游戏。实现这个理想，就仿佛在一个游戏抽到你最想要的卡一样。”

辞职的李歌同样有自己想要做的事。她想做优质的、有价值的内容，而不是耸人听闻的无聊垃圾信息。她希望自己能够开心地去工作，她想“把自己积累的东西告诉别人，希望能够成为会发光的人，一点点都可以。”

可什么样的人才是会发光的人呢？

后来，李歌告诉我们，她找到了新工作。我们问她这是你想要的工作吗？她还是很迷茫，“但至少这是一份可以大概率准时下班的工作。”

参考文献

[1] https://www.gallup.com/home.aspx

[2] Baumeister, Roy. 1991. Meanings of Life

[3]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annehelenpetersen/millennials-burnout-generation-debt-work

[4] Becker, Ernest. 1962. The Birth and Death of Meaning

[5]https://www.nytimes.com/2015/08/30/opinion/sunday/rethinking-work.html

作者：Edan

编辑：雪竹